誰也不能說，不出國、沒留在大城市的大學生就不會成功，就沒有光明的未來。無論是提升自我還是實現所謂的成功，都有多條路徑，從來都不是“華山一條道”。就像一些樂觀的“窮”學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常提到的一句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大一暑假，16歲的劉和去參加一個飯局，“我強迫自己在飯桌上變得老練一點，這樣別人才會相信你，才會把兼職的機會給你。”劉和是成都一所211高校的學生，那一年，她贏得了兼職的機會。

劉和很少想過頻頻參加這樣一些飯局意味著什么，她像往常一樣繼續著賺錢“養活自己”的日子。只是當她在周末和假期“抓緊掙錢”之時，班上家境富裕的同學則在寢室鼓搗代碼、創建小型網站，或去參加藝術團，“他們的生活豐富很多”。

與此同時，班級里那些所謂“有錢人家”的孩子也對劉和刮目相看。“像劉和這樣的同學，他們接觸社會早，成熟并且經驗豐富，將來不管是做企業還是從政，都非常適合，我們雖然現在過得開心，但將來就是干一個技術工種。”劉和告訴記者，雖然大家都不曾明說，但她很清楚同學們的想法。

不過，劉和并不喜歡這種“成熟”。讀研的時候，劉和的一位同學與同實驗室的一個男生關系處不好，于是劉和勸她，“你可以適當去迎合他一點，投其所好，不要有什么就說什么。”后來，她想了想，“我覺得自己過早成熟了，有了心機，說的好聽一些是更了解社會規則了”。

“還是不喜歡……因為，顯得沒那么青春。”她說。

社交網站的興起，進一步將大學分成不同的“圈子”

過去的10年，互聯網快速擴張，而社交網站的興起，不僅顛覆了此前學生之間面對面交流的校園生態，而且進一步將大學校園分成不同的“圈子”。

2007年，劉和大二，被稱作中國版Facebook的人人網興起，被認為是擴大個人社交網絡的革命性嘗試。劉和記得，當時班上幾乎所有的同學都注冊了賬號。也就是在那段時間，劉和看到了那些有錢人家孩子的生活是如此的“瀟灑”，“他們經常發各種各樣的照片，化妝美照、主持經歷、旅游、聚餐，都很美”。

這些是她在現實生活中并不了解的，剛開始，她竊喜于能夠了解別人的生活，并告訴自己要“見賢思齊”。但漸漸地，她開始討厭這里，“差距太大，追起來很辛苦，還會影響自己的心情。”到后來，她幾乎不怎么再登錄這個賬號了。

湖南大學的一名講師也有同感，她是2000年考進的大學。她告訴記者，“我們當時在網上真的在認真討論文學、思想，不像現在。”她說，“除了口水，還是口水。”網絡上聚集著的要么是“炫富帖”、“賣萌帖”，要么就是各式“憤怒的青年”。

“我是大三才有的電腦，有了之后就基本泡在網上。”劉和告訴記者，她的室友也一樣，“大家上完課回來，電腦一開，就各玩各的了。” 而她所在的班級，除了唯一的一次集體春游之外，“平時都是小圈子一塊玩兒”，甚至更多時候，是“各自為政”。

而10年前，也就是肖明剛讀大學的時候，網絡才開始流行。大一，每個班只有一兩個人有電腦，大二大三之后，有一半的人都有了。那時候，聊QQ是件很時髦的事，后來又流行博客。在肖明的印象中，網絡還只是他們大學生活的一小部分，主要還是面對面的交流，尤其是同班同學之間。相比于如今的班級活動難以開展，那時的集體活動幾乎是班里全體參加。

在現實生活中，鄭君并不愿和別人談論自己。他說：“不是每個人都對你的事情那么感興趣，所以我不大去跟別人交流自己的內心想法。”但是，和劉和不同的是，他喜歡在微博上“自我紓解”，他說，他期望“有心人”的關注。

然而，“有心人”總是很少，鄭君很多狀態的評論為零。“有點自娛自樂吧。”他說。

他的室友王躍則喜歡在微博上去“分享”，“每到一個新地方，我都會上傳一些照片”。 相比之下，王躍的這種“多姿多彩”似乎更能獲得關注。兩人的微博粉絲量分別是106和4400。“微博粉絲量代表的是你的影響力，現在不少有錢的父母都花錢給孩子買粉絲，這樣對以后的職業發展有幫助。”王躍說。

家庭的經濟資本悄無聲息地通過高等教育進行著代際傳遞

當然，同學乃至宿舍之間的分裂并不是總是和金錢相關，一些看不見的因子也會引發冷戰，或者就算沒有冷戰，彼此之間也沒有友誼，至少，他們暫時沒意識到友誼的存在。就像一位接受記者采訪的大一同學描述的，他最好的朋友不在自己宿舍，而在隔壁宿舍。進入宿舍之后，他只干三件事，洗腳、開關電腦和睡覺。這是一位男生，1995年出生。他告訴記者，進入大學之前，他沒想過宿舍關系是什么樣，父母曾經試探性地讓他注意一下，別出現“馬加爵”了，他一笑了之。

一些接受采訪的老師對這樣的話題比較反感，“平時飯桌上聊聊可以，但真把這些東西寫出去有啥意義，我們一個辦公室之間還有矛盾呢，那些大科學家之間也有矛盾啊。”停頓了一會兒，這位老師說，“我知道，你們理解的高校是象牙塔，本該是教育公平的地方，但她現在還是嗎？”另一位高校教師的感受是，相比他讀書上大學那會兒，如今的大學里，農村學生越來越少，又何談差異？

而這或許更值得我們深思。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伴隨著高校擴招，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不斷增長，農村子弟進入名牌高校的機會越來越少。盡管到目前為止，985高校未曾對外公開其農村生源所占的比例，但面對輿論的質疑，這些高校近些年不斷推出加大農村生源錄取比例的舉措，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問題的存在。

前不久，《蟻族》作者、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廉思對外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2013）》，除了進一步闡述此前已為公眾所熟知的蟻族最新情況外，他在報告里第一次提及大學畢業生和高等教育之間的關系。該調查顯示，家庭經濟水平越高的大學生，受高等教育的學歷層次越高，質量也越好。比如，在家庭年收入1萬元以下的大學畢業生當中，擁有大專學歷的占51.9%，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占44.2%。而當家庭年收入達20萬元及以上以后，擁有大專學歷的比例下降到14.8%，擁有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學歷的比例增加到79.6%。這說明，家庭經濟水平越高的人群，受大專教育的比例越低，受本科及研究生以上教育的比例越高，換句話說，經濟條件越好的家庭，子女受教育層次越高。

此外，個人畢業院校類型也隨家庭經濟水平的不同呈現出差異。該課題顯示，家庭年總收入20萬元以上的大學生中，畢業于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比例為35.9%，而家庭年總收入1萬元以下的學生中，這一比例僅為13.2%。與此相對，畢業于普通高校的比例在低收入家庭中較高，為69.8%，在高收入家庭中較低，為41.5%。這表明，家庭經濟水平越高，學校層次越高，受教育的質量也越高。

于是，廉思的課題組在報告里寫下這樣一段話：看似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微博)制度所篩選出來的學子，仍然難以消除家庭經濟地位的潛在影響，家庭的經濟資本悄無聲息地通過高等教育進行著代際傳遞。

這不是簡單的教育問題。廉思課題組稱，高等學校通過“錄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許的“畢業文憑”，不僅制造了一種“成人儀式”，同時還制造了一種“制度儀式”——與其說是在其前與后畫了一條“通過”的界線，倒不如說是將那些注定了要占據社會顯赫地位的人，從人群中識別且篩選出來，而其后的社會等級制度卻被巧妙地掩飾起來。

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很多大學生還是堅信“知識和奮斗能夠改變命運”。

正如一位學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的，“我們在校園里去奮斗生活費，他們去學習，這已經有差距了，但誰又能說這不是我們的財富呢！”

他是樂觀的。

畢業后，他或他的同學或許會成為一名蟻族。廉思展示了一幅照片，是他在調研“蟻族”時的床頭拍到的。照片是一面墻壁，墻壁上粘著一張紙，紙的一邊寫著：電腦、買車、學開車，另一邊寫著“第一個五年購房計劃”：建筑面積53平方米，單價2萬元，首付31.48萬元，需要月收入八千元。紙的最下方是她和她男朋友的簽字。

廉思說：“我相信，他們才是中國夢的新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