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2012級的4400多名學生剛剛完成專業分流，收到了各學院的錄取通知。

　　專業分流，是上海大學實施的大類招生政策的“孿生”制度。上大錄取的新生在大一階段沒有專業身份，先在高考志愿填報的學科大類中（人文社科類、經管類、理工類）接受通識教育；大一結束后，每個人都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高考成績以及大一成績排位等，填報具體的專業志愿，學校再根據新生填報的志愿分流。

　　放開學校的專業讓學生自己選，會不會出現“熱門擠爆頭、冷門沒人去”的尷尬？每年少數畢業生到就業時總會感嘆，當初選錯了專業。他們的“遺憾”能否傳遞給后屆學生作為選專業時的參考？學校專業的冷熱其實一直在切換，某個具體專業的辦學質量如何，更是外人難以準確評價的。但這些信息又該如何及時傳達給學生？

　　今年對大一學生做專業分流前，上海大學披露了一系列和近年該校畢業生就業去向相關的信息和數據讓數據說話，幫著學生選專業。

　　上大2012級學生王修文，在本次專業分流時被土木系錄取了。其實，在理工類讀大一的王修文，最初的想法是填報通信專業。他告訴記者，后來之所以改了志愿，原因之一就是從學校內網上了解到了一些“內幕”。

　　王修文仔細比對了土木工程和通信工程專業畢業生就業去向、簽約單位以及不同行業的用人需求等數據信息，分析幾張圖表后，他果斷地修改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王修文的室友，在這次專業分流時更是填了一個讓同伴們驚訝的“大冷門”：冶金專業。冶金專業過去一直是學校的“調劑大戶”，因為按照傳統的報考方式，高中生多對冶金缺乏了解，填第一志愿者寥寥。而王修文的室友之所以填報冶金，也是因為看了數據：冶金專業聽名字“冷”，就業可不冷，不少畢業生都去了像寶鋼這樣的大型國企。

　　隨著一系列就業數據的公開，各個院系出現了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局面。

　　部分院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此次專業分流中，少數往年受追捧的學院開始遇冷。比如英語專業，今年招到的學生只是計劃招生數的一半；理工類中和化工相關的專業，招生缺額數也較大。

　　上海大學一位文科資深教授說，向全校學生公開所謂的院系“內部數據”有一個好處：學院辦學再想“打悶包”就難了。“學校的個別專業可能已不適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培養的人出路難尋，這類信息過去只有院系少部分老師掌握，因為誰都不愿意拿家丑示人，院系內部也缺乏教改的動力。”而今，由于學校主動向學生曬各個學院的“家底”，無意中增加了院系之間在辦學質量上的競爭，一些人才培養質量不如人意的院系自然會面臨生源危機。這些院系的“出路”也變得簡單：要么萎縮、要么轉型。

　　上海大學副校長葉志明介紹，在專業分流前提供往屆畢業生的就業去向以及來自用人市場各行業人才需求等信息，客觀上增加了學生選擇專業的科學性。“以往學生選專業，不是聽家長的，就是聽師兄師姐或者老師的。但就業市場的風向標和各個行業的實際用人需求，誰能準確說出來呢？”隨著一系列就業數據的公開，學生們得到了更多實惠。

　　據悉，上大2012級學生專業分流后，第一志愿滿足率達到59.3%，前三志愿滿足率達到85.7%這兩個數字都大大高于傳統高校先填專業后錄取的志愿滿足率。新生中，前六志愿都未滿足繼續被調劑專業的學生，比例低于5.5%，而在普通高校，調劑專業平均率為12%。

　　原標題：大數據時代：高校為人才培養曬“家底”

　　教改決策，與其“拍腦袋”不如聽數據說話

　　開掘學校歷年積累的數據幫新生選專業，只是“小試牛刀”之舉。在上大，數據正直接參與這所高校的教改進程。

　　2012年，上海春季高考的招生院校名單里，上大不見了。作為探索打破“一考定終生”的傳統高考的新方式，上海從2000年率先推出春季高考。當上大宣布退出春考后，業內有分析說，除了報考人數下降，春考給學校日常教學管理帶來難題，甚至考務成本高昂等，是大學對春考“不感冒”的原因。

　　這樣的分析，并不全面。接受本報記者 專訪時，葉志明說得很直接：同樣是探索打破傳統高考制度的新舉措，上大決定退出春考，但今后會更加支持插班生考試。決策的依據，正是一攬子和這兩項招生考試相關的數據。

　　2000年，上大招收插班生的人數為55人，到2011年時，插班生招生數達152人。和秋季高考進校的學生作比較，統計數據表明，插班生的學習情況，歷年來都優于秋考生。但同期通過春考招收的學生，除了2001至2004年的平均成績超過秋考生外，往后的年份里，春考生表現一路走低，2009年時，春考生的平均績點更是被秋考生甩開了一大截。

　　分析這些數據，學校很快找到了原因。2008年以后上海高招實行平行志愿，考生由于填志愿等原因落檔繼而選擇復讀的人數銳減。眼見春考生源一年不如一年，上大決定退出，把招生名額用于生源更佳的插班生考試。

　　僅這一項舉措出臺，上大就調用了逾10年的數據。而這些數據的背后，是一個個海量信息數據庫。目前，上大教務處有教學信息平臺，招生辦有招生信息系統，就業辦有就業管理信息系統，研究生部也有涵蓋學科評估等結果的研究生綜合信息管理平臺……說到這一茬，葉志明笑了。在上大的教育教學管理中，最早一批和學校招生、人才培養以及就業有關的數據從15年前開始就錄入、積累了，即便是最“年輕”的一批和學校管理工作相關的數據，也已經有8年的積淀了。

　　在“大數據”概念未出現時，上大已經開啟了數據信息庫的“基礎設施建設”，葉志明說，當時純屬無心插柳。

　　1998年，葉志明出任上大教務處長一職，作為學校的“招生官”，一個想法很自然地浮現在他腦海：和同類市屬院校相比，上大生源情況究竟如何，競爭對手又是誰？回答這些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找出數據做分析。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葉志明每到一個工作崗位，就要求行政部門工作人員勤錄數據、籌建信息庫。所有的數據都要按照規定的格式錄入，并同時設定不同數據的屬性，在當時，這被認為是“繁瑣得要命”的事情，并不討好。但時至今日，海量數據已對上大的教育教學管理和改革發揮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包括上大在內，滬上多數院校啟動信息化建設都有近10年的歷史。滬上一所985高校的招生辦老師坦言，過去，學校的很多數據分析，一個主要用途是為了打“招生戰”。一所高校面向全國二十多個省市招生，需要的生源在哪里，哪些省份的招生名額應該多投放，這些具體決策需要數據支撐。

　　隨著數據越積越多，高校人士也開始意識到，這些數據會“說話”，能在辦學中派更大的用場。

　　尋找“隱秘”的數據辦學回歸以人為本

　　合理挖掘數據，可以發現一些以往不被注意的教學管理“盲區”。比如，每所高校每屆都有延期畢業的學生。這個群體的學生，是否遭遇過共同的困境，如何幫助他們？

　　在上大教務處的數據庫里，這些問題有了答案。以上大2008級學生為例，申請延期的有580人。統計表明，其中超過七成是因為大一、大二時的公共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掛科”。而學生最容易不及格的課程依次是高等數學、大學物理、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大學英語以及計算機等。在數據庫里再搜索、分析，就可以輕而易舉找到學校里掛科率較高的學院。

　　上大教務處的一位老師告訴記者，通常情況下，每個學院的老師并不會專門去研究學生掛科的原因，只會泛泛地告訴學生掛科了可以重修；而通過這個數據庫，延期問題被聚焦了。很多學生無法如期畢業，隱患在大一大二時就埋下了。“輔導員和院系分管教務工作的老師如果多關照大一大二學生，學習盯得緊一點，或許今后幾年的延期原因就不會是因為基礎課了。”

　　“這些年，很多大學都在深化改革，新的教學改革方案取得的效果如何？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那么情況究竟怎樣？更多的恐怕是‘跟著感覺說’。”葉志明認為，及時采集和人才培養相關的系統數據，并對數據作出科學分析，很多過去被認為模棱兩可或者說不清楚的管理難題，都會迎刃而解。

　　以高校就業工作為例。一個好看的就業率數字，能否充分說明社會需求與學校人才培養的匹配度？如果不能，還有哪些數據可以啟用？自2009年開始，上海大學就成為最早引進第三方專業評估機構對學校辦學質量作評估的高校之一。最近向社會公布的上大2012年度本科教育質量報告顯示，2011屆畢業生愿意推薦母校的比例為70%，較上一屆高出2個百分點。和全國“211”院校2011屆畢業生對母校的總體滿意度相比，上大畢業生的滿意度達到93%，高于平均值3個百分點。

　　除了這些利好能直接說明辦學的成效之外，數據也同時反映著有待解決的問題。

　　比如，上大一項針對畢業生的調研數據顯示，學生對學校設置的核心課程內容的認同度并不高，有38%的學生不滿意。為此，上大在2011年開始推行大類招生和通識教育改革中，加大了對課程體系和內容改革力度。

　　沉睡多年的數據蘇醒，參與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尤其是改革方向的決策，上海大學只是一個樣本，但足以讓人看到一個事實：大數據時代，高校也正由此可以發生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