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弟是一實誠人,用濟南話說叫做“有么說么”。畢業求職制作簡歷,學弟把自認為尚可“拿得出手”的經歷一一羅列,只勉強湊足半頁紙。然而,觀摩求職比較順利的同學的簡歷,驀然發現自己與人家的“差距”人家的簡歷上各種經歷密密麻麻足足占據了兩頁紙。

　　細看之,學弟不以為然起來:這個××獎學金,根本就不是國家級的,而是某企業贊助的,一個系的同學輪流得,三年里“分豬肉”,無論誰都會分到一次；這個某國的國際交流項目,其實就是到那里的漢語教學機構教漢語,純粹就是一商業項目；還有這個校團委的“優秀干事”,看起來挺了不起的,其實只要在校團委待過,那就是“干事”,而且沒有不“優秀”的。

　　學弟的困惑在于,這些明明都是事實上很平常的“小事”,可為什么放在簡歷上就顯得那么“光輝熠熠”了呢,而且用人單位往往還很吃這一套?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在應聘者的個人能力和大學期間經歷這一點上,用人單位和應聘者是嚴重信息不對稱的。

　　1970年,喬治·阿克洛夫在一篇研究“二手車市場”的經濟學論文中,首次提出了信息不對稱環境下人們的博弈策略問題,由此拉開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序幕。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信息不對稱是一種非常常見的情形,就業市場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應聘者對于自己的能力要比用人單位擁有更多的信息。回到這一理論提出的最初起點二手車市場問題。二手車的車主對自己車的質量比較了解,買主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在這種情形下,既不了解真實情況也不具備多少專業知識的買主會怎么做呢?他們最大的可能就是按照自己估計的最壞情況出價,否則寧肯買新車。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開了只有幾個月的“準新車”同樣需要大幅跌價才能賣出去的原因。二手車車主又會怎么做?那些比較誠實的車主發現自己的車雖然質量很好,卻苦于無法令買主相信,他們或者選擇以完全不相稱的低價出售,或者干脆留下不賣退出二手車市場。而一些不那么誠實的車主,他們會想方設法隱瞞車輛的真實情況,做一些“包裝”上的功夫以達到以次充好的目的。阿克洛夫認為,在買賣雙方這樣的選擇下,二手車市場最終會因為完全被次品充斥而徹底萎縮。

　　我們發現,在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市場的確出現了“不效率”的情況。但就業市場或者二手車市場并沒有像阿克洛夫預測的那樣日漸蕭條,這又怎么解釋呢?問題解決起來其實也沒那么困難。1974年,邁克爾·斯賓塞在一篇研究“文憑在就業市場作用”的經濟學論文中,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環境下,買賣雙方會自覺地選用一些相對中立客觀的“指標”來消除這種不對稱。比如用人單位對應聘者學歷的要求,就可以很好地達到一種“篩選”的作用,用人單位還可以委托獵頭公司或者自己增加面試環節來排除應聘者“包裝”的干擾。至于二手車市場,大量中立的二手車專業評估公司的出現就是為了滿足這種“消除信息不對稱”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阿克洛夫和斯賓塞以及另一位信息經濟學的大師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獲得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從經濟學和日常生活來看,對于“信息不對稱”這一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其實就是和“假冒偽劣”現象作斗爭的過程。但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觀察的話,它其實是人們撥開層層迷霧探尋真理過程的一部分罷了。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希望他的學生們追求真正的智慧,并提出了由城邦中最有智慧的人擔任執政者的“哲學王”觀點,他反對的正是當時雅典流行的通過教授“說話”、“修辭”等演講藝術培養青年政治家的智者們的教育方式。而反觀當前現實,美國總統奧巴馬被稱為靠“一張嘴”贏得選舉,包裝有“術”的他甚至邀請了喬治·克魯尼等一批好萊塢明星作為自己的形象顧問。我們更應該憂慮的是,在“術”越來越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們離“道”是不是有點越來越遠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