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馬遜遇上了麻煩，一周前《紐約時報》和貝索斯剛剛上演了撕逼大戰。起因是時報記者撰寫長文稱亞馬遜的辦公環境“極度惡劣和緊張”，“員工們被迫選擇工作大于私人生活”，公司還令員工“在充滿壓力的績效評估會議上互相揭短”——這讓貝索斯同學倍感壓力，盡管貝索斯公開回應和辟謠，但阻擋不住老美研究人員做出亞馬遜員工滿意度下降的結論。

一家公司被推上輿論風口，事實上反映了美國今日的勞工環境，為什么在技術發展已經讓工作這件事變的更高效的今天，人們反而比以前更拼命？矯情的美國人又開始反思他們的白領生存狀況，但白領過勞真的不僅僅是美國才有啊，在鼓吹“全民創業”的中國我們是不是也需要冷靜一下？以下內容由鈦媒體編譯自《紐約客》的評論文章：

《紐約時報》最近用整整一個頭版報道了亞馬遜員工的工作環境，披露了該公司白領光鮮亮麗的背后不為人知的一幕幕辛酸事：別看是為堂堂科技業巨頭效力，突如其來被老板解雇也是家常便飯；即使是懂得控制情緒的成年人，工作時也可能伏案大哭；更有甚者，有些員工挨罵僅僅是因為沒能及時回復午夜12點后收到的電郵。

這篇報道讓美國真實的勞工環境大白于天下。曾幾何時，西方社會的人們認為，富有階層理應有別于“藍領”階級，享受悠閑的生活；而如今，有一技傍身的藍領階層能既得到豐厚的報酬，又擁有合理的工作時間；相比之下，那些光鮮的專業人士們倒要為了飯碗忍受屈辱，為了工作重負疲于奔命。

50年前的預測全錯了

誰都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種地步。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曾經做出一個有名的預測，預計到2030年，人們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小時。1964年，美國《生活》雜志分兩期發布系列文章，探討其認為的美國社會所面臨的“真正威脅”：未來的社會趨勢，將是人們有過多時間用于休閑娛樂。這個關于“有閑階層的空虛”系列文章提出，“就連一些中立的預測者也認為，自動化正在使我們的經濟向著每周工作30小時的方向發展。”該雜志后續又發布了相關文章——《未來的任務：怎樣讓生活過得輕松》。

不過這個預測似乎并沒有成真。五十年過去，可以公允地說，人類根本不存在所謂“閑暇太多”的危機了。在律師事務所、銀行、高科技公司等對技術有一定要求的專業機構，每周工作時長穩步增加，已經達到許多人無法承受的地步。2006年，和占全美人口20%的最低收入勞動者相比，20%收入最高的勞動者每周工作超過50個小時的幾率高一倍。

歷史潮流出現大逆轉。何以至此？

非要找出原因挺難的，這仍是個自相矛盾的謎團。過去五十年，社會生產力大幅提高，涌現了無數節省勞動力的設備，大批女性也參與工作。假設至少要做一定量的工作才能維持社會正常運轉，那既然生產力已經提高，勞動者也增多了，為什么工作時間還更長了？一定出了什么新狀況。

這個問題激發了經濟學家和社會評論家的濃厚興趣。《紐約客》評論員、美國知名記者伊麗莎白·科爾伯特（Elizabeth Kolbert）曾寫道，大家都認為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有人覺得，美國人只是更喜歡工作，不那么愛休閑娛樂。按照這種理論，

強烈的職業道德感已經成為每個大學畢業生的榮譽勛章——誰要是忙于工作，就意味著此人地位重要。

工作也是職場中人引以為傲之處，他們在工作場合滿足愛好，享受免費餐食，開會也變成放假的一種形式。還有人提出一個觀點：工作量增加必然與社會貧富差距有關，收入最高的人賺得越來越多，他們的工作變得更有價值。以這種理論推斷，人們消費得越多，需求和欲望就越多，工作的愿望就更強。

到底誰該為“白領過勞”負責？

上面這些所謂的專家解釋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從勞動者的決策和動機出發來尋找答案。

但這樣漏掉了一點：即使有人確實想休閑娛樂，即使他們也的確可以選擇休閑，是否存在一種可能：美國的社會運行系統在本質上和過多休閑相抵觸？換言之，長時間工作可能既不是人們真實愿望的產物，也并非馬克思主義者認定的統治階級壓迫工人的體現。它們也許是社會系統和制度的副產品，不但占用了人們的私人生活空間，而且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如果有的行業（比如電商領域的巨頭亞馬遜）成長為創造就業機會的巨無霸，眾人都牽涉其中，就可能出現這種長久工作的副產品。

在技術至上的行業，工作有著一些固有的限制，比如一間屋子或者一座橋完工了，工程就結束了。然而，白領的工作卻可能因為并非真正必要的需求而無止境地累加——也就是說，驅使白領們盡可能努力工作的動力與真實的社會或者經濟需求無關。

舉個例子吧。工時過長是在大型律師事務所工作面臨的共同問題，這個問題恰恰是以現行的訴訟制度為背景的。如果法律的社會功能是解決糾紛，那么現行訴訟制度還遠遠稱不上公平或者合理解決紛爭的最有效方式。恰恰相反，訴訟過量，讓我們這個時代的訴訟行為成了一場對社會并無必要的大規模軍備競賽，律師們之所以投入這場頗費心力的競賽，只是因為他們有能力。

在過去，技術和某種專業主義給“軍備競賽”帶來了先天的發展限制。可是在今天，各方面都在進步，任何一方都不會退出競賽，以免白白讓對手擁有競爭優勢。

評論界有一種主流的聲音，將過勞工作歸咎于企業家們的貪婪。但諷刺的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往往和底層員工一樣不開心，而且一樣經常超負荷工作。

由此來看，當前的制度幾乎沒有讓任何一個從業者得益。不僅如此，由于技術取得長足進步大大解放了生產力，這讓職場中的“軍備競賽”進一步惡化。這成了一個怪圈：愿意賣命的員工太容易獲得了，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雇主們本應有的顧慮，在過去的觀念里，工作當然是僅僅發生在“辦公時間”的事情，出了“辦公室”這個物理空間就不存在了——別忘了，曾幾何時這可是常識！

而今，工作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障礙，儼然一場足球賽——殘酷的是這場球賽的結束哨聲似乎永遠不會吹響。

我舉的民事訴訟過多導致律師們工作環境惡化，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其他許多行業肯定也有各自的軍備競賽，它們同樣在創造未必必要的工作。

要破解這種尷尬的局面，倒也不難找到對策，不過很難付諸實施：無非是回歸基本目標，追求工作效率，盡量少費力氣滿足社會的一切需求，讓那些真正熱愛工作的人選擇多干活。從這個角度看，如果說亞馬遜實為一家工作環境惡劣的公司，卻對外自稱其指導方針是改善人們的生活，其實也沒什么諷刺的。一定有讓人過得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