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之間并非孤立無關的，每個人都是一塊小小的泥土，連綴起整個大陸。人來到這世間，作為社會的高級動物，是訂有契約的：物質利益的來往，有法律的契約；行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約。誠信，實質上就是一種精神契約。遵守契約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約的人是高貴的。懂得為自己的契約買單，實質上是給自己的人格保險。

有一天，我從北京趕回來，夜深了，在無錫站打的回家。

一路上，和出租司機閑聊。出租司機每天接觸的人最多，天南海北，無所不包，成就了這個職業人員廣闊的知識面和深刻的批判性。

我很喜歡聽出租司機胡侃，老實話，北京的出租司機都不亞于縱橫捭闔的演說家，一不小心某個司機就是八旗子弟的沒落貴族。有一次，我打的去清華大學，我說從西南門進去，司機信心滿滿的說其他門也可以進，結果那一天其他門不讓進。最后只能繞道西南門進去。下車時，48元打車費司機只收了我40元，并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說耽誤了我的時間，不好意思。這就是首都司機的風度。

那天路上，聊著聊著，司機突然問了一個困惑他很久的問題，說，外國人讓人搞不懂。

也許是害怕中國人按照計時器收費繞遠道，外國人打的都先談價格。

司機當然都喜歡宰老外，明明很近的地方，就蒙老外千兒八百的，老外也好騙。一開始，司機不好意思，反復繞圈子，后來，干脆不繞圈子了，一會兒就送到位。只要約定在先，老外照樣給錢，不折不扣，無怨無悔。

而一旦你說定了價格，譬如路上遇見施工，你不得不繞道，結果跑了很多冤枉路，大大超過了事先約定的價格。事實明明擺在那里，但你想老外增加一個子兒，也是門都沒有。

司機弄不明白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國人這樣。

我心頭一震，見多識廣的司機居然也不知道，這就是西方人的契約精神！

豈止司機，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人知道遵守契約精神呢？

有一次我們外出旅游，晚飯前我和朋友與兩位領導玩牌，結果我們輸了一局，愿賭服輸，乖乖一個人拿出100元，晚上買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獲全勝，那兩個領導卻拍拍屁股走人了，毫無赧顏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覷。這可是知識分子啊。

最后，我們得出結論，中國人普遍缺乏契約精神。

契約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約，是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其產生與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傳統中的契約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約”上。耶穌降生之后，上帝與人重新確立“新約”，把過去上帝與猶太人訂立的稱之為“舊約”。這種契約精神經猶太教、基督教的弘揚開來，在西方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

契約是西方文明的基石，進而又成為西方商業文明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起重要作用。契約代表著商業關系雙方的承諾，信用與契約緊密關聯。契約精神保證了商業文明的發展，商業文明又強化了契約精神。

正是這種契約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誠信”觀念，我們甚至可以說，契約精神本質上就是誠信精神。只有交易雙方都能誠實守信，履行合約不折不扣，才能確保交易安全，社會穩定和諧。

那么，中國人為何沒有契約精神呢？

首先是中國沒有宗教。沒有一個高懸頭頂的神明，這就失去了一個無所不在的監督者，失去了一個保證契約正常履行強大的中間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內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難也。

其次，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限制。契約精神產生于人神約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國一直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自給自足，而且，中國歷代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持貶抑態度，商品交易極為貧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運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約精神自然很難產生。

最要命的是，中國在于變通的文化基因。契約精神就是誠實的信守規則。但中國的文化往往在乎聰明，在乎變通，在乎兵不厭詐。比如說田忌賽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違反契約。上馬對上馬、中馬對中馬、下馬對下馬，這是賽馬的規則，但是田忌卻使用了下馬對上馬、上馬對中馬、中馬對下馬，這是典型的不講規則；但卻被中國人當做最經典的案例來崇拜。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更是蘊含了對規則的輕蔑。

宋定伯賣鬼中，鬼對人遵守契約，以誠相待，背著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卻套鬼的話，問鬼怕什么。鬼和盤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結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為一只羊，宋定伯騙鬼賣鬼，得了五百錢。如此踐踏契約的行為，卻一直被我們奉為英雄，千載之下，讓人們欽佩不已。

笑星趙本山的《賣拐》三部曲，愣是把一個好好的人忽悠瘸了，還引起了全民的狂歡，連續三年，一浪高過一浪，從賣拐，到賣擔架。這哪里像一個正常的禮儀的民族，這簡直就是一個大忽悠帶著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時代。

藝術都是生活的真實反映。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賣圓明園鼠首和兔首銅像。中國籍男子蔡銘超以總計3149萬歐元成功競拍。但此后，蔡銘超多次高調表示絕不會付款，只是要讓這次競拍流拍。蔡銘超的行為，贏得國內網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嘯，但也讓世界輿論嘩然。

愛國固然沒錯，但以破壞契約的方式來愛國，而且舉國贊同，對國家信譽的損害卻也不能說不大。因為社會不講契約，導致中國的誠信教育，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的基本判斷是社會無契約，教育沒誠信。教育中的誠信不可能白手起家，憑空建造。退一萬步，就算這樣的誠信建立起來了，將來孩子們走上社會，也會不斷碰壁，以致頭破血流，慘不忍睹。

誠信的建設一定要以制度來保障，要有巨大的懲罰措施，使得不誠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總是如此，人們就會選擇誠信。也就是說，最初，誠信只是一種選擇，久而久之，誠信會成為一種道德。

其實西方人并不比我們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價超出了他們的想象，沒有誠信的西方人簡直寸步難行，生不如死。這就迫使他們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樣珍惜誠信。對西方人來說，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這兩者沒什么區別。

我曾經帶隊去美國，發現很多美國家庭都希望中國孩子住在自己家，一開始我以為他們是為了獲得一些費用，后來才明白，她們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信用。因為幫助外籍人員，宣揚美國形象，這些家庭將會在社區里獲得一些信用積分。這些信用對外國人至為重要。銀行貸款，融資，租賃什么的，都需要信用來保障。

譬如美國的校車司機就是一個大美差，只能由根紅苗正的人擔任，因為責任重大，美國的校車司機信用指數極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國做校車司機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襲。套用前總理的一句話，信用比黃金還寶貴。

我看三國，最不喜歡的人就是諸葛亮，在荊州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何嘗有過一點點契約精神？

其實，我們曾經也有過偉大的契約精神。比如尾聲，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為了一個約定，他在橋柱下等待，結果洪水來了。但尾聲為了守護對自己女人的承諾，抱住柱子不走，最終被大水淹死。偉大的詩人李白也為之感嘆：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但后世之人卻常常嘲笑尾聲。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其實歷史上還有一個更值得敬重的人，他就是宋襄公。

當年宋楚爭霸，爆發了著名的泓水之戰。楚強宋弱，但宋軍先在泓水北岸占據有利地形。等到楚軍正渡過一半泓水時，子魚趕緊向宋襄公請示：“敵眾我寡，敵人剛剛渡過一半河流，此時出擊，一定能大獲全勝，請允許我攻擊。”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魚遵命，只好眼睜睜看著敵人過河而來。等楚軍過了河，還沒來得及排成列。子魚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說，還不行，繼續等著。

直到楚軍排好兵布好陣，宋襄公才下達攻擊的命令。宋軍失去時機，根本不是對手，宋軍大敗，宋襄公也差點喪命。但宋襄公卻并不后悔，因為他遵守了公平作戰的契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譯過來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傷的敵人再次受傷，不捉拿頭發有黑白兩色的老人。古代作戰的人，不憑借險要之地。我雖然是亡國者的后代，但也絕不攻擊沒有排成隊列的敵人。”

毛主席點評宋襄公這么說：宋襄公是蠢豬式的仁義！之所以我們全民嘲弄尾聲和宋襄公，乃是我們中國人太聰明了，太會算計了。中國人更崇尚的是“聰明”，而不是誠信。我們向來缺乏契約文化，自然也缺少誠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運會截然不同。公元1135年，英國國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孫亨利二世都有望繼位。結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搶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歐洲組織了一支雇傭軍來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經驗不足，倉促出兵，等大軍千里迢迢開到了英倫三島，仗還沒打，錢就花完了，糧也吃完了。大軍饑腸轆轆，非常被動。

亨利二世于是給敵人斯蒂芬寫了一封求援信，說我在攻打你的時候，準備不周，現在一沒錢二沒糧，您能不能給我一點接濟，讓我把這些雇傭軍遣散回歐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給了亨利二世一大筆錢。

幾年之后，亨利二世準備充足了，發動了第二次戰爭來爭奪王位。這一次，亨利二世大獲全勝。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簽訂盟約，說國王還是你繼續干，只需立我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繼承。于是，彼此皆大歡喜。這哪里像是打仗，這簡直就是中國人過家家，但這就是偉大的契約精神，騎士精神。但偉大的契約精神的真正實現，還必須要有一個高貴的對手，契約雙方應該是對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則這個體系就會坍塌。

我常常會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我承認甘地的隱忍犧牲精神的偉大；但我同時也極為佩服英國殖民者，他們是合格的稱職的高素質的對手。

甘地的“非暴力”實質是以吃苦隱忍的精神、以道義的力量邀請對方共同遵守人類的文明準則。它的真正難度在于對手也必須是一個講究基本游戲規則的人，否則，你對他“非暴力”，他卻總是對你“暴力”，結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絕食16次，其中針對政府的幾乎每一次都使英國統治者大為惶恐，不得不讓步。但在這種“讓步”的背后，其實是一種“人的生命觀念”在轉變，我們可以設想，假如甘地的絕食不是“示威”給英國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其結果就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

宋襄公的可悲之處在于他沒有遇到一個更加高貴的對手，他的公平作戰只是便宜了小人。中國偶爾閃過的一些契約精神，一下子就消失殆盡了。

偶然讀到美國的這個故事，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軟了。

在美國紐約哈德遜河畔，離美國18屆總統格蘭特陵墓不到 100米處，有一座孩子的墳墓。在墓旁的一塊木牌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個年僅5歲的孩子不幸墜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絕，便在落崖處給孩子修建了一座墳墓。

后因家道衰落，這位父親不得不轉讓這片土地，他對新主人提出了一個特殊要求：把孩子墳墓作為土地的一部分永遠保留。新主人同意了這個條件，并把它寫進了契約。100年過去后，這片土地輾轉賣了許多家，但孩子的墳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這塊土地被選為總統格蘭特將軍的陵園，而孩子的墳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來，成了格蘭特陵墓的鄰居。

又一個100年過去了，1997年7月，格蘭特將軍陵墓建成100周年時，當時的紐約市長來到這里，，在緬懷格蘭特將軍的同時，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墳墓，并親自撰寫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讓它世世代代流傳下去。

那份延續了200年的契約揭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承諾了，就一定要做到，這就是偉大的契約精神。

人和人之間并非孤立無關的，每個人都是一塊小小的泥土，連綴起整個大陸。人來到這世間，作為社會的高級動物，是訂有契約的：物質利益的來往，有法律的契約；行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約。誠信，實質上就是一種精神契約。遵守契約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約的人是高貴的。懂得為自己的契約買單，實質上是給自己的人格保險。

孔子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得黃金萬兩，不如得季布一諾，這就是所謂的一諾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時候，我們整個民族失去了僅有的一點溫存和誠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約一旦遭到破壞，就很難再次建立。猶如精美的瓷器，可貴的東西總是易碎的。還是那個殘酷的寓言說得好，說謊的孩子，選擇了不誠信，就只能被狼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