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司法解釋稱，對于勞動者向用人單位追索加班費案件，勞動者應當承擔舉證責任，如果勞動者有證據證明用人單位掌握證據，用人單位不提供，由用人單位承擔不利后果。

       按照最高院新聞發言人的說法，這個司法解釋的調研論證、起草修改、征求意見直到討論通過，前后花了兩年半時間。從中不難看出最高院審判委員會對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持相當審慎的態度，以及其中某些問題比如加班費問題的復雜和糾結。新的司法解釋明確了“誰主張誰舉證”的總體原則，要求勞動者在主張加班費時，提供證據證明加班事實的存在。這就要求勞動者在加班時有意識地保存相關證據，一旦產生關于加班費的糾紛就能派上用場。這也有利于遏制那些并沒有加班但以加班為名訛詐用人單位的不法行為。

       按照人們通常的理解，勞動者的個體在用人單位的集體面前往往處于弱勢地位，以加班為名訛詐用人單位的情況并不多見，反倒是經常有勞動者因為缺乏證據而無法討回應得的加班報酬。因而，司法解釋不應該過分呵護用人單位，而應對勞動者的實際困難有所關照。事實上，最高院并非沒有考慮到這一節。最高院發言人說：在類似案件中，一般勞動者舉證都比較困難，用人單位一般不會自覺拿出證據。“如果勞動者有證據證明用人單位掌握證據，用人單位不提供，由用人單位承擔不利后果”，這一法條就是用法律手段督促用人單位拿出事實證據，維護勞動者的權益。

       這一法條等于是部分地采行了“舉證責任倒置”，一定程度上為弱勢的勞動者提供了法律武器。不過這一法條仍然有其局限性：勞動者如何知道用人單位有沒有掌握他們加班的證據？就算知道了，又如何證明用人單位掌握了這種證據？從極其繞口的法律行文就可以判定，借助這一法條維權是相當費勁的。公允地說，勞動者“證明用人單位掌握加班證據”，恐怕不比勞動者自己提供加班證據更容易。所以，這一法條的實際作用恐怕主要是遏制“個別勞動者刻意刁難用人單位的行為”，而其能否有力地幫助勞動者維權，暫時要打上一個問號。

       從以往的關于加班費的維權實例來看，勞動者就此與用工單位對簿公堂的并不多見，一方面是勞動者往往不想因有限的加班費惹用工單位的不快，丟掉整個工作，所以忍氣吞聲；另一方面是即使勞動者下定了討還公道的決心，如果舉證的難度太高、維權的成本太大，他們也會知難而退。現在，新的司法解釋重新調整了勞動者和用工單位的舉證責任，這些規定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司法效應，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觀察。

       實際上，提起訴訟往往是勞動者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招，他們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選擇這條道路。那么，除此而外還有沒有其他辦法討回加班費？辦法還是有的，但需要政府部門的大力協助或者工會組織的充分發力。當用工單位支付加班費缺斤短兩甚至不支付加班費時，勞動者可以向勞動部門求助，如果勞動部門能夠出手查處用工單位的不法行為，并且不外泄求助者的信息，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就可以得到保障，并且不用擔心打擊報復。另一條維權之路有賴于相對獨立的工會組織在各用工單位中建立起來，一旦發生少發或不發加班費的事情，工會組織就可以挺起腰桿與用工單位交涉談判，直到幫助勞動者討回加班費。

       總的來說，勞動者無論是提起法律訴訟，還是向行政部門投訴，抑或是求助于工會組織，都有維權成功的可能性，也都可能在種種掣肘和不作為面前敗下陣來。重要的是，不能因為有困難而放棄維權，維權環境畢竟是在不斷改善，只要敢于主張權益的人越來越多，勞動爭議的系列問題就能得到根本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