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珠三角一些紡織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招工不力的情況下，轉向聘用東南亞“黑勞工”。這些東南亞勞工在中國可以獲得比本國工資高出一兩倍的收入。而中國老板也只需要付出國內工人三分之二的成本就可以招聘到工人。而且他們每天可以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根據《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其中明確規定：企業若需要引進外國人，只能是中高端人才，不能是低端勞務。而對未辦理手續擅自聘用外國人的用人單位，公安機關在終止其雇用行為的同時，可以對用工單位處5000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并責令其承擔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國人的全部費用。
盡管違法成本不低，但對于遭遇“用工荒”的珠三角工廠，和極度渴望來中國賺錢的東南亞勞工，這種違法的利益鏈難以輕易斬斷。
比洋黑工更好用的，恐怕要算中國童工了。仍然在珠三角，深圳一家名為可立克的電子產品生產企業被調查出使用童工。
這些大概只有12歲左右的孩子，每天工作12小時，每個月的工資為固定的2000元，沒有任何加班費。這些過完彝歷新年的孩子，往往能夠在這種企業工作兩三年。
使用童工的違法成本更低。根據國務院《禁止使用童工規定》，使用童工從事營利性生產勞動的，每使用一名童工，罰款600-1200元。
看起來童工和黑勞工既可以滿足企業政策生產，又能夠降低人力成本提高企業效益。但中國的勞動力真的緊缺到需要童工和黑工來填補的地步嗎？
現實勞動力缺口并不嚴峻
一提到“用工荒”普遍認為是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勞動力供應不足。不過一些調查數據顯示，盡管中國的勞動力結構確實在發生逆轉，但在2020年以前，并不會出現巨大的勞動力供應缺口。
2004年開始，由于出口大幅增長，沿海地區對勞動力的需求激增，超過了勞動力供給，中國的民工荒現象開始產生。
2008年，雖然經濟下滑導致勞動力需求放緩，但就業供需形勢并沒有明顯逆轉。此后在刺激政策下，勞動力需求繼續回升，供給緊張的狀況進一步擴大。
2013年，勞動力供給開始轉向負增長，但對勞動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海通證券預計，2013年以后，每年新增勞動力需求在1000萬以上，而勞動力供給卻每年減少100萬以上。到2020年，預計每年減少400萬以上。
不過海通證券數據還顯示，目前每年從農村轉入的勞動力也有將近1400萬，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還能夠保持城鎮就業處于緊平衡狀態。而且，即使中國經濟增速減緩至6.5%左右，普遍擔心的“就業”紅線也不存在。
海通證券預計，按照當前的人口速度，中國農村“被就業”的1.4-1.6億農民將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盡。屆時，中國經濟將完全跨入一元經濟時代。
這也意味著，在2020年以前，中國的勞動力缺口問題并不十分嚴峻。所謂“用工荒”并非勞動力供應上出現了問題。既然如此，為何還會出現童工、洋黑工這樣的問題？

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升級
即使算上違法成本，企業使用童工和黑工的成本也遠遠低于雇傭國內工人，在制造業利潤逐步走低的情況下，選擇童工和黑工是市場的選擇。除了相關部門嚴格監管和執法，不能完全用道德標準去衡量企業這種行為。
廉價的東南亞勞工，已經是珠三角地區勞動力市場的有效補充。與其讓非法利益鏈攫取暴利，不如探索新型勞務合作管理模式，讓他們進入中國取得合法務工資格，特別是要建立健全相應的制度監控和保障。
在勞動力供應偏緊的情況下，廉價的勞工會進入底層產業，彌補勞動力供應缺口。而國內工人為了競爭，也會主動提高職業技能。不過這需要政府對企業提供更多職業技術培訓優惠，否則企業很難有動力。
童工的出現令人心酸之余，更多需要反思。報道中獲悉，家長普遍知道孩子出門打工。這是對教育體制的諷刺。提高教育質量，是人口紅利升級到人才紅利的關鍵。不能讓孩子在12歲的年紀就對教育和學習失去信心。
中國目前并沒有權威的青年人就業指標，但從每年應屆大學生就業難的情況可以看出，就業市場并不認可目前大學生的整體素質。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教育無用”的觀念，進而刺激童工現象的蔓延。
即使如此，黑工和童工也無法解決中國勞動力市場失衡的問題，只能算是一定程度上的補充。要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提升勞動者素質和待遇是重中之重，彌合長期以來產生的二元結構下的差距。
過去中國經濟主要靠工業投資驅動，主要依賴于廉價勞動力和資金，特別是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令農民工更多參與低端制造業的工作。但目前這些傳統因素正在消失，尤其隨著富士康等大型企業從沿海遷向內陸，西部省份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出現返鄉潮。
而新一代農民工在獲得更多教育機會的同時，對于從事低端制造業的意愿并不強烈，這對企業潛在的用工成本增加構成壓力。此外，如今的大學生數量也從10年前的100萬上升到700萬，相當于一半新增勞動力，更意味著人力資本的崛起。
從12年上市公司新增就業看，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兩個領域，意味著未來必須發展和人力資本匹配的服務業經濟模式。這就對接下來的改革推進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接下來打破國企壟斷、真正釋放效率、發展服務業，不僅可以解決就業壓力，還可以減輕經濟對于投資的依賴，進而降低債務杠桿率。至于放開計劃生育和延遲退休等政策措施，難以在短時間內起到成效，將需要長期規劃和調整。